有些人，例如康德，并不完全把“自由”当作欲望之灭绝，而视自由为对欲望的抵抗与控制，前述义理应用于个体之时，与这些人的观念，相去不远。我把自己视同控制者，而逃开被控制者所受的奴役。我是自由的，因为我够自律（autonomous），而且，只要我维持自律，我就是自由的。我遵守法律，但是我已把它们加在我不受强制的自我之上，而且我就是在我不受强制的自我里，发现这些法律。自由就是服从（obedience），但却是“服从一种我们为自己而制定的法律”，于是，没有人能奴役自己。“外律导向”（heteronomy）是对外界因素的依赖，在这种情况下，我很容易成为我不能完全控制的外在世界的玩物，于是，在这一意义下，外在世界也就控制了我，“奴役”了我。我没有受到任何我无法控制的力量或事物所“束缚”——唯有在此程度之内，我才是自由的；我无法控制自然法则，因此，在理论上，我就必须把我的自由活动，提升到以因果关系为主的经验世界之上。在这里，不适宜讨论这个古老而著名的义理，本身的正确性如何，我只想加个按语：这种视“自由”为抵抗或逃避无法实现的欲望，以及超然独立于因果世界之外的一组观念，在政治和伦理上，都扮演了重要角色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