康有为早年尊周公，崇《周礼》，是否他就是古文经学家呢？不是，这时他还“忧患百经未闻道”，还未形成完整的思想体系，他对汉、宋还未专主，也未偏废，想在各种学说中抉择汲取。只是想捧出周公的偶像，渴望有“以时王为法”“颁行天下”的政典，注目于“时王”，依托于周公，而其实际要求是“变”。是想从周公的“敷教言治”以“言古切今”，从六经的“经纶之言”以“言教通治”。
1888年，康有为趁入京应试的机会，第一次向光绪皇帝上书，请求变法。他也想望光绪皇帝能有周公那样的辅佐，能有成王那时的郅治。所以上书时，对在朝大臣多方奔走，寄予厚望。他曾上封事请光绪的师傅翁同龢代递，也上书给曾任军机大臣、时任工部尚书的潘祖荫，还请吏部尚书徐桐“感悟上意”“翻然图治”[5]，又请都察院左都御史祁世长“抉士气而维国家”[6]。然而，这些活动，没有达到康有为的预期效果，处于高位者既没有周公那样“吐哺握发”的接待，康有为且饱受各种各样的讥讽。据说除翁同龢“以书中有馋言中于左右数语”，感到“语太讦直无益”，故不为代递，“意在保全”[7]。潘祖荫“垂接颜色，教以熟读律例”外[8]，祁世长“雅不喜西法，门下士有愿为总者、司员者，公闻之辄蹙额，相见必力阻之”，看到康有为上书，自然“不纳”。以顽固著称的徐桐，更“以狂生见斥”[9]，衮衮诸公，“龌龊保位”，欲求如周公其人，又何其难也。